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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遗传学研究对人类健康有哪些影响?

文章来源:张 发布日期:2021-07-08 点击次数:(543)次

①遗传学研究对公众健康的潜在作用

 
    人类基因组测序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对保护人类健康和疾病预防和控制的含义可能是革命性的,不过至今仍有待全面系统开发。遗传学研究对公众健康的潜在作用曾有过激烈讨论。梅里坎加斯( Merikangas )和里施( Risch )认为遗传学研究可能对个人和家族的罕见疾病,如乳腺癌相关基因(BRCA-1或BRCA-2)遗传存在缺陷的人早期发现和监测有意义,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如开戒烟和减肥) ,则可能对常见疾病,包括大多数癌症有重要预防和控制作用。贝雷蒂尼( Berrettini )等针对该现象,提出过很多公共卫生策略,如借助基因数据可更好地进行烟早控制。某些人尽管采取强有力的戒烟措施,仍难以奏效,某些人戒除后又重新复吸,如能了解他们烟瘾的遗传因素,就可能采用更好更有针对性干预措施。有人则认为过多关注遗传因素可能会导致遗传决定论,减低和削弱对环境因素的重视。调查显示,公众仍然高估了遗传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如空气污染和辐射等的影响,而不是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在癌症发病上的作用。因此,如果强调遗传囚素在癌症预防方面的影响,可能会削弱人们通过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来预防癌症。库里( Khoury )和哈利迪(Halliday )等提出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针对一般人群和存在遗传高危因素人群的干预措施可相互补充。
 


②肿瘤遗传学研究已有可信证据


    未来一定时间内,这两个学派之间的相互争论还会继续。不过,目前已经趋于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认为大多数肿瘤是由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复杂性疾病,即便是暴露于相同环境因素的人群,有些人发生肿瘤,而有些人却不发生肿瘤。肿瘤遗传学研究已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个人的遗传背景在肿瘤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寻找与肿瘤易感性相关的遗传因素是肿瘤研究的热点之一,因为一旦发现了特定肿瘤的易患基因,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肿瘤发生发展的内在发病机制。同时,阐明肿瘤的遗传易患因素,尤其是与环境因素有交互作用的易患基因,对肿瘤的预警、预测、预防乃至靶向治疗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发现个体之间,在基因结构上有变异,如单核苷酸多态( SNP )。现在认为SNP是决定疾病易患性的重要遗传因素。全基因组关联( genome-wide association,GWA)研究就是运用高通量的芯片技术,比较大样本量的患者与非患者之间存在的、整个基因组几百万个单核苷酸变异的频率差异,以发现与疾病或特定表型相关的基因或易患位点( susceptibility loci )。
 

 

③肿瘤候选基因策略的应用


    以往研究SNP与疾病的关联一般用“候选基因”策略,即只研究一个或最多若干个基因或SNP。显然,这种研究策略较之GWAS有许多局限性,因为肿瘤是复杂性疾病,可能涉及许多基因。以乳腺癌为例,1991—2007年,科学家们用候选基因策略,在乳腺癌家系的研究中发现了BRCA1/BRCA2等高外显率的易患基因。由于肿瘤是多基因疾病,候选基因策略发现易患基因的效率非常低。自2007年开始的短短4年里,运用GWA研究策略已经发现了19个乳腺癌的易患位点,使全面了解乳腺癌易患位点的步伐大大加快。最近几年,国际上肿瘤GWAS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已取得重要进展。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如Nature-Genetics每期都有肿瘤GWA研究结果发表。GWA研究已帮助科学家发现了至少160多个与各种肿瘤相关的全新的易患位点。这些新的肿瘤相关位点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乃至重新认识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同时对进一步探索更有效的防治策略也有重要价值。但是,这种使用分子遗传“海量”筛查新技术与传统流行病学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结合的探索,是否值得推广和扩大使用存在很大争议。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无疑对探索遗传变异与癌症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意义,特别是阐明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以及说明癌症的遗传易感性机制会提供某些线索,但即便通过筛查发现了大量易感位点,进一步验证它们与癌症发生的因果关系,作为癌症预测标志和个体化预防和诊疗工具的可能性和发展前景也是无法预估和判断的。因此,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目前已知可改变和可预防危险因素的“降险”策略和措施上,也许是更现实和理智的研究方向。